东渡日本的唐代五弦琵琶见证了两国文化的因缘

由一杯清酒于2022-03-18整理

在东京国立博物馆“正仓院的世界”特别展中,一件唐代的五弦琵琶最为引人注目。这把传承千年的琵琶,因为此次皇位交接才得以展出;它又是一件来自中国的文物,见证了中日两国文化上的独特因缘。围绕着它,还有许多谜团:是什么原因让这把琵琶离开中国,收藏在日本正仓院?五弦琵琶和四弦琵琶有什么区别?琵琶上胡人骑骆驼的图案又告诉了我们什么?五弦琵琶到今天已经极为罕见,那么在唐代又是什么样的地位呢?

一把东渡日本的琵琶

东渡日本的唐代五弦琵琶见证了两国文化的因缘

螺钿紫檀五弦琵琶

这把琵琶,正式的名称为“螺钿紫檀五弦琵琶”,收藏这把琵琶的正仓院,是日本皇室的特殊宝库。“正仓院宝物”的出现,与日本历史上著名的皇后——光明皇后有密切关系。光明皇后是日本第45代天皇圣武天皇的妻子,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非皇族出身的皇后。此时日本瘟疫不断,灾难频仍,民不聊生。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将佛教作为统御国家的工具,集合人力与财力,广建佛寺,将佛寺作为实施社会救济的场所。闻名遐迩的东大寺大佛和附近一带的寺庙群,就是在圣武天皇与光明皇后的推动下兴造的。圣武天皇去世以后,光明皇后代理执政,期间数次将大量皇室宝物珍玩供奉佛前,借着为圣武天皇祈福的名义寄存在东大寺。东大寺用来存放这些宝物的所在地即为正仓院。这一事件的历史记录——历次供献的清单《东大寺献物帐》中,“螺钿紫檀琵琶一面”赫然在列,是天平胜宝八年(736年)6月21日进献的650件珍宝中的一件。一般认为献物帐中记载的这一件琵琶,即是今年展出的这把五弦琵琶。虽然最初正仓院名义上是东大寺的附属单位,但后来随着人事更迭,正仓院的实际归属几经改易,目前隶属于专门处理皇家事务的宫内厅,则直到今天,这把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仍然算得上是皇室珍宝。

东渡日本的唐代五弦琵琶见证了两国文化的因缘

东大寺献物帐(部分)

东渡日本的唐代五弦琵琶见证了两国文化的因缘

光明皇后临《乐毅论》

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的年代,中国正处于唐朝中期。当时日本与中国主动进行交流,制度、思想、文化都深受隋唐影响,写汉字、习汉文都成为了日本贵族的修养。正仓院中就收藏了数卷圣武天皇与光明皇后的亲笔汉文书法,其中光明皇后临摹的《乐毅论》一卷,是天平十六年(744年)根据王羲之书法法帖临写而成,启功《论书绝句其五一》中“小卷藤家临乐毅,两行题尾署天平”句,正是歌咏此作,并将之作为当时日本书法“楷书高品犹恪守唐格”的例子。

自从推古天皇时期,日本就有了向中国派出“遣隋使”的制度,中国进入唐代以后则称为“遣唐使”。“遣隋使”“遣唐使”制度的存在,使得隋、唐书籍与工艺品流向日本成为可能。这些使者来到中国之后,会借由交易、馈赠的途径获得中国书籍与工艺品。这把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整体具有唐代的审美风格,所采用的工艺超过了当时日本本土的工艺水平,琵琶上螺钿镶嵌使用的贝类又出自南海。故而通常认为,这把琵琶就是遣唐使从唐朝的中国获得,带回日本,进献天皇,从而受到了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的喜爱。

多一根弦,大有讲究

这把螺钿紫檀五弦琵琶,顾名思义有五根弦。今天我们所说的琵琶,通常是四弦四柱,竖抱弹奏,和这把琵琶有很大的不同。五根弦,比四弦多了一根,让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身上增添了不少神秘色彩。

东渡日本的唐代五弦琵琶见证了两国文化的因缘

紫檀木画槽琵琶(四弦)

跟这把螺钿紫檀五弦琵琶一起展出的,还有一把同为正仓院收藏的唐代琵琶,名为紫檀木画槽琵琶,曾经在2015年秋季的正仓院展中亮相。彼紫檀木画槽琵琶虽然跟今天的琵琶一样是四弦四柱,但是正面照片中仅能看到两柱,是因为琵琶的颈部弯曲如直角,故而有两柱被遮挡。这种琵琶的形态与今天常见的琵琶也有很大区别,通常称为四弦曲颈琵琶。正仓院收藏的琵琶中,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是唯一一把五弦琵琶,其余都为四弦。

唐代一部重要乐书名为《乐苑》,早已亡佚,但《乐府诗集》引用了此书中的一些片段,其中有一段关于五弦琵琶的描述:

“五弦未详所起,形如琵琶,五弦四隔,孤柱一。合散声五,隔声二十,柱声一,总二十六声,随调应律。”

这一记载中说到了五弦琵琶的弦、柱、音的情况。利用五弦,可以弹奏出26种声。日本学者林谦三认为“孤柱”应该是指五弦多出来的一根弦所用的柱,较为短小,偏在一隅,今正仓院中五弦琵琶五柱形制接近,可能是后来修补造成的。

众所周知,琵琶虽是中国音乐的代表性乐器,但它的原型起源于西域地区,可以说,琵琶出现在中国音乐里,与“丝绸之路”大有关系。主流的观点认为四弦琵琶是在西亚形成,集中于波斯(今伊朗)地区。那么,五弦琵琶又从何而来呢?《通典》中说“屈茨琵琶五弦”,似乎是龟兹(即屈茨)所出;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中说“盖北国所出”,都不甚明确。

一种比较早的看法认为,五弦琵琶是在印度发展而成的。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印度的古代艺术形象,如公元2世纪的阿摩罗缚底塔的浮雕所刻,公元7世纪的阿旃陀壁画中所绘的形象。而后,印度艺术沿北路东渐,经由中亚地区,大约在六朝后期传入北朝地区。因为传播路线经过了龟兹地区,所以五弦琵琶才又称龟兹琵琶。这类似于阿拉伯数字本由古印度人发明,但经由阿拉伯人传向欧洲,才被称为阿拉伯数字。此为“印度说”,由日本学者大村西崖、林谦三等主张,流传较广。

东渡日本的唐代五弦琵琶见证了两国文化的因缘

到了1980年代,中国学者根据旧时未曾得见的石窟壁画材料提出了一种新说,认为五弦琵琶正如其别称“龟兹琵琶”,最初形成于龟兹地区,之后由龟兹人向西传入印度,向东传入中原。这种说法可以称为“龟兹说”。新疆石窟遗址众多,开凿时间历经汉、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、宋、元等历史时期,残存壁画中可以看出二十四种乐器,是重要的音乐史料。形如棒状,琴体细长,直颈五弦,一侧三柱,另一侧二柱的“五弦琵琶”,多次出现在壁画中,例如克孜尔第14窟,第38窟,库木吐拉第46窟等。这些壁画所在的石窟都为早期石窟,可以证明早在汉末,这种琵琶就已经出现在今新疆一带。

“龟兹说”的提出,对传统的“印度说”提出了很大的挑战。作为“印度说”依据的印度阿旃陀壁画里描绘了四、五、六弦的琵琶,这种五弦琵琶可能还不是一种固定的琵琶形制;其他作为“印度说”论据的石窟雕塑,虽然石窟本身开凿得较早,但是刻有五弦琵琶形象的雕塑创作年代较晚,约为公元七世纪,晚于新疆石窟壁画。

另外,从传承来看,今天印度音乐中琉特属弹拨乐器中,有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九等弦数,唯独不见五弦的踪迹,但是在今新疆地区流行的乐器中,还有五弦的热瓦普(热瓦甫)、弹布尔(弹拨尔)等琉特属弹拨乐器,从中可见五弦琵琶的流风遗韵。学者常任侠提到赴印度阿旃陀研究时,向导曾指出壁画里有中国西部人(龟兹人)面相和来自中国的产物。故而学者周菁葆据此认为印度古代艺术中表现的五弦琵琶,很有可能是由龟兹输入的。